再谈李白出生于四川江油

再谈李白出生于四川江油

蒋志

拙文(李白出生四川江油补正)在1982年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从刊)第15辑之后，引起了学术界同仁的热烈争议，十余年来，李白生于蜀中说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学者的支持，1993年出版的新编中学教材《中国历史》也改变了李白生于中亚碎叶的说法，肯定了李白为彰明(今江油)人。然而对李白出生地的争议并未停止，近几年主张“非蜀中说”的先生们对“蜀中说”提出了种种质疑，现对这些质疑作出答复，以就教于诸君。

怎样理解“魏序”、“李序”、“范碑”

魏万《李翰林集序》(“魏序”)，李阳冰《草堂集序》(“李序”)、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草碑》(“范碑”)是学界同仁公认的研究李白生平的权威性的史料。可是如何理解这些史料又发生了分岐。

王辉斌先生对“魏序”:“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是这样解释的:“李白祖籍陇西，他因为‘放形’的原因，才‘家于绵’，迁居于四川的，由此我们可知:李白在未曾‘放形’前是居于它地的……李自‘放形’后‘家于绵’乃在他五岁时随父所致……‘身既生蜀’这个生是生活、生长的意思。”[ 1 ]这里我们要弄清“放形”的意思。“放形”源于王羲之《兰亭集序》:“夫人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放形”即“放浪形骸”，指不受封建礼法拘束，看破功名利禄的隐士的行为。这绝非五岁的李白的行为，而是指李白之父。“范碑”可以印证，“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这是说李白之父隐居于绵州(汉属广汉)，放形于山水间。“魏序”说李白“身既生蜀”的“生”，只能解样为诞生，因为在此之前还有大段话:“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这是从蜀中的“地灵”说到“人杰”，列举了六位名人，都诞生于蜀，有什么道理要把李白剔出来，说他只是长于蜀，而非生于蜀?

刘友竹光生承认“魏颢是唯一说过李白‘身既生蜀’的唐人。”但又说“字句不尽可靠”，“不能排除魏颢弄错的可能性。”，其实说过李白生于蜀的唐人决不止魏颢一人，李阳冰、范传正也说过。但刘君却加以否认，他说“李序”、“范碑”“都先叙其先世、累世，再叙其父，然后才叙及李白生平。‘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是说李家复姓，而不是说生李白”。 [ 2 ]对此我有不同看法，“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这是引用老子出生的典故.葛洪《神仙传》卷一:“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阳……或云老子之母，适至李树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在唐诗中也有用此作为咏李氏出生的典故，李阳冰用此典故也是指李白出生。此句紧接在“神龙之始，逃归于蜀”之后.下面又说“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李自是在其家迁入蜀后才出生的，并以此为契机恢复李姓，改名李白。“范碑”与“李序”的意思是一徉的“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这是说李父的事.接下来说李白:“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取所象。”“范碑”很清楚地说李家在西域“隐易姓名”入蜀后生李白才复姓，若李白生在西域.他能复姓李么?能产生“李白”这个伟大的名字吗?古人生下地就有姓名，不可能生下来无姓无名，等到五岁入蜀才取名李白。

松浦友久先生实事求是地肯定:“从李序到魏碑、范碑等基本资料，都把蜀地作为李白的出生地”，“李序、范碑及《新唐书》等基本资料的来源是相当可靠的，讹误的可能性极小”，“李序是出自李白临终时托之‘草稿万卷’的族叔李阳冰之手；魏序是敬仰李白的魏颢在广陵亲承李白教海时所得的内容的记述；而范碑是范传正根据李白的孙子从‘箱箧中’得到的亡父伯禽的‘手疏十数行’梳理的。这些直接或间接得来的资料汇集了李白自己的说法。从这一点看，至少可以说李白自己经常把出生地说成巴蜀。在他的诗文中把巴蜀作为故乡的地方很多，可以证实这一点”。但是松浦先生又是主张李白生于西域的，他说“李序范碑在李白出生地这点上就做了非常模糊的(违背事实)记述”。既承认李序范碑“相当可靠”、“讹误的可能性极小”，又恰好在出生地这个重大问题上作了错误记述，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令人难以信服。松浦先生认为李序范碑对李白出生于西域作了掩饰，他说:“李白是在西域出生的，大体上也可以断定是异族出身的移居者。不用说，是在这样的条件，作为名门之后参预政治和依靠权势者的推荐而显达是没有希望的，甚至连通过科举而参与政治也是不可能的”。 [ 3 ]也就是说，李白出于政治上的原因隐瞒了西域出生的事实。不过，“李序”是根据李白病危时的自述，“范碑”是根据伯禽手疏，临终前的李白已经没有任何参预政治的欲望了，他又何必对其叔、其子隐瞒出生地呢?再说，李唐王朝是在长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建立的繁荣富强的具有开放精神的王朝，皇帝本身就有异族的血缘，唐朝的统治者采取了“华夷一体，一视同仁”的开放的民族政策，用了不少出生于边陲的人才，让他们参顶政治，侧身中枢。如张九龄出身于岭南庶族，哥舒翰出生于西域的突骑施人，李光弼是出生于辽宁的契丹人……这些与李白同时代的人，或为将，或为相，显赫一时。可见当时出生边陲并非耻辱，也不构成参与政治的障碍，李序、范碑大可不必为李白出生西域作掩饰，他们对李白出生地并没有作违背事实的记述。

“神龙”是否为“神功”之误

有关李白出生地史料记载的确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这是无可讳言的。最先发现这个矛盾的是王琦，他在《李太白年谱》中说:“李华作太白墓志曰年六十二，则应生于长安元年，以代宋中丞自荐表核之，表作于至德二载丁酉，时年五十有七合之，长安元年为是……又按李阳冰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墓碑云:神龙初，潜还广汉……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在此年谱的后一部分，他又以肯定的口气说:“太白生于蜀中，出蜀之后，不复旋返。”又说:“太白生于昌明之清廉乡，读书于大匡山……在唐人已传说如此，而图经地志且引为故实，名公才士亦往往见于诗文。”可见王琦虽提出了“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的疑问，但仍然认定“太白生于蜀中”，也就是说他承认“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拙文《李白出生于四川江油补正》提出，“从历史文献来看，也确有‘神龙’与‘神功’相混淆的先例。如《全唐文》所载苏颋(唐碑)中有‘神功初征拜辅国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岑仲勉先生考证此处‘神功’系‘神龙’之讹’ [ 4 ]。李从军、刘友竹先生对此提出诘难，他们认为神功讹为神龙则可，神龙讹为神功则不可。李先生说:“年号至少在两年以上的才能曰‘初’，而武则天神功年号却是万岁通天二年的改元，改元时间在九月，次年正月即是圣历元年。这样，神功年号总共只有四个月时间，又怎么能称作‘神功初’、神功之始’呢?绝无可能。”[ 5 ]刘先生也说:“神功这个年号总共才三个多月，它是无所谓‘始’和‘末’的，‘神功之初’这个提法根本不通。”[ 6 ]李、刘两位先生把时间的长短与时间的阶段性两种概念混淆起来了。“初”、“始”、“中”、“末”是指时间的阶段性，“长”与“短”是指某一段时间的全过程，它是相对的，四月较之一年为短，较之一月为长，较长的时间与较短的时间都可分为阶段，都可以有“始”、“初”、’‘末”，一年有一年之初，一月有一月之初，哪怕是一分钟也有一分钟之初。哪能说时间长才能分阶段，时间短就无所谓始末。“神功”这个年号是只有三个多月，能有“神功之初”的说法吗?有:裴斐先生已举出《新唐书·王綝传》“神功初，清边道大总释武攸宜破契丹还” [ 7 ]。我们在《新唐书》、《旧唐书》中还可找出若干例子说明短在两年之内的年号，以至几个月的年号，也有“初”之称。《新唐书·韩琬传》:“景云初，以特进为朔方行军大总管。”按：710年7月改元景云，712年正月改元太极，景云年号仅用一年半。《新唐书·王方翼传》：“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车薄啜叛，围弓月城。”按：632年2月改元永淳，633年12月再改元，水淳年号不足二年。《新唐书·王孝杰传》：“证圣初，复为朔方道总管，与吐蕃战，不利，免。”《旧唐书·王孝杰传》:“延载初，入为瀚海道行军总管，余如故。证圣初，又为朔方道总管，寻坐与吐蕃战败，免官。”按：691年5月改元延载，695年正月再改元证圣，当年9月又改元天册万岁，延载与证圣这两个年号都只用了8个月。像以上例子还可以举许多，这说明一个年号仅管只有几个月，其开始的时间，都可称“初”，说年号短的不能称“初”，不过是臆断而已。

既然“神功之初”的说法能够成立，那末也就有“神龙初”为“神功初”之误的可能性。这种讹误的可能性，还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1)一个字错的可能性较之全文错的可能性为大。如上所述，“李序”、“范碑”明白无误地说李白是其家入蜀后才诞生，这样明确的事实是不易出错的，而“功”错为“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2)唐代年号更改频繁，武则天当政时，改元次数特别多。从高宗永徽元年至玄宗开元元年，63年中改元41次。李白出生前后那20年(中宗嗣圣元年至神龙元年)改了19次年号，其中有15个年号只用了几个月。对这么多年号要事隔半世纪之后，记忆准确，难矣哉!但出生地只有一个，很难记错。

(3)范传正“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缺字坏，不能详备”，根据这虽珍贵但又简单的残稿，不能写出那么详的碑文，其中必有因循“李序”处，“神龙初，潜还广汉”应当是因循之一

(4)从神龙元年碎叶镇的形势看，李白一家不可能在那时离开碎叶。七世纪末，西突厥姓之一的突骑施部开始强大，703年突骑施首领乌质勒起兵反对唐中央政府任命的蒙池都护西突厥可汗斛瑟罗，“西突厥乌质勒失诸蕃和，举兵相攻，安西道闭” [ 8 ]。704年唐中央政权又任命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可汗，但仍不能控制西突厥地区，混战仍在进行。706年安西大都护郭元振报告碎叶情况，“顷年忠节请斛瑟罗及怀道俱为可汗，亦不得招胁得十部，却遣碎叶数年被围” [ 9 ]。郭元振作为唐中央政权的代表，协调西突厥诸部，去乌质勒军帐前，与之谈判，“乌质勒老不胜寒，会罢而卒，其子婆葛勒兵将攻元振，副使解瑰知之，劝元振夜逃去，元振曰:‘余深在寇庭，逃将安适’” [ 10 ]。由此可见，碎叶在705年前后都是处于被包围状态，战争致使“安西道闭”，连统率有军队的郭元振都逃不出，李白一家还能离开碎叶吗?而“神功之初”(697年)碎叶处于和平状态，商旅畅通.李白一家才有可能离开碎叶，经长途跋涉，定居于西蜀后，701年生下李白。

于邵的“李白碑”不能轻易否定

李白生前就已出名，他的诗歌在当时影响很大，“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李白所到之处“王公趋风，列岳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李白故里也因李白而提高了知名度，引来了不少瞻仰者，有的还在李白的诞生地、读书处立碑。现在保存在江油李白纪念馆还有三通北宋的碑刻：淳化五年(994年)杨遂撰(唐李先生彭明县旧宅碑)，熙宁元年(1068年)立的《中和大明寺住持记)，宣和五年(1123年)立的《谪仙祠堂记》，这些碑载有李白生于清廉乡，读书于匡山的内容。据宋人的记载，早在唐代就有人在李白故里立碑。北宋初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乐史编著的《太平寰宇记》卷83载:绵州彰明县“李白碑在宁梵寺门下，梓州刺史于邵文。”北宋神宗时期王存编著的《元丰九域志·新定九域志》卷7，绵州条下载:“李太白碑，唐梓州刺史于邵文。”北宋末徽宗时期欧阳  编著的《舆地广记》卷29载:“彰明县……有唐李白碑，白之先世尝流禹州，其后内移，白生于此县。”明代曹学佺编著的《蜀中名胜记》卷9载:“彰明县清廉乡有李白读书堂，后废为陇西院，盖以太白系出陇西云，院后有太白像。李翰林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其先避地客蜀，居蜀郡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邑有大小匡山，大匡山乃太白读书处。《图经》(宋代人编)：梓州刺史于邵作李白碑，在县之宁梵寺三门下。志云：碑在县南二十里即白故宅。”以上四种史料均载，在李白故里有唐李白碑，其中三种史料明确指出碑文作者是梓州刺史于邵:两种史料涉及到碑文内容，肯定李白生于蜀之彰明县。怎样看待这些史料？刘友竹君和王辉斌君持否定态度，他们引用《旧唐书·于邵传》于邵“超迁梓州，以疾不赴”。未去梓州上任，所以《太平寰宇记)、《图经》、《蜀中名胜记》所载皆子虚乌有，好事者所为。对此必须一辩:于邵未去梓州上任与去绵州为李白树碑是两码事，不能以前者否认后者。于邵未去梓州，但他却去过绵州。《全唐文》卷429载于邵写的《为剑南西川崔仆射再请入朝表》:“伏奉手诏，许臣入朝，臣自西川军还，理装撰吉，与监军使孟游仙等，以今日五日发成都，十二日至绵州罗江县，中使马承情至，又奉恩旨，令臣与游仙等却回，臣久辞阙庭，从事边塞，思一朝觐。”此表大约写于大历五年(770)年，时李抱玉兼山南西道节度使，因于邵守巴州有功.超迁于为梓州刺史，后因病未赴任，唐王朝要调于邵回朝作兵部侍郎，西川节度使崔宁请求留于邵作度支副史，因此于邵跟随崔宁左右。在入朝途中，走到绵州罗江县，为崔宁代写这道表章。

在绵州待命期间，于邵完全有可能游李白故里，因绵州距彰明仅30公里.此时于邵虽未去梓州上任，但梓州刺史头衔尚在，出于对去世8年的李白的仰慕，在其故里以梓州刺史名义为之立碑，这完全是情理中事，怎么能轻率断之为“子虚乌有。”

总之，根据来自李白的自述写成的“魏序”、“李序”、“范碑”和唐人、宋人在李白故里立的碑，都说李白生于蜀，不能因“龙”、“功”一字之误来否定李白生于蜀。

[ 注释 ]:

[1]王辉斌：《李白生于江油新说平质》，载《银川师专宁夏教院学报》1990年2期。

[2] [6]刘友竹:《李白的出生地再考》，载(李白学刊》第二辑。

[3]松浦友久:《李白的出生地及家世》，载《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下。

[4]岑仲勉:《唐史余沛》58页。

[5]李从军:《李白考异录》28页。

[7]裴斐:《李白生于蜀中补证》，刊《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2.20。

[8]《新唐书·唐珍传》。

[9]《旧唐书·郭元振传)。

[10]《资治通鉴》卷207。